洞庭驿道：江湖与平原的对接

乐在银城

益阳地处名扬天下的洞庭湖南岸平原，文明的印迹很早就散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和出入往返等需要，人们从平阔的原野踩出了最初的草莽小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精于稻作的远古民族挣脱了人力的肩挑背负，掌握了牲畜的驯养并学会畜力的驮运，那一条条小道逐渐被拓宽和延伸，成为可供车马快捷行驶的坦途。车辚辚马萧萧的如歌岁月在洞庭湖平原一直唱到了西周末年。

由于楚民族的兴起，伴随其不断开疆扩土，筚路蓝缕的楚国先人披荆斩棘和开辟道路的前进脚步终于涉江南下。青铜的戈矛驱散了五色斑斓的古老部落，将尘封而鲜艳的古老陶罐打碎于途。从此，楚人“服牛役马，以利天下”的劳碌踪影，象一幕幕皮影戏在益阳历史的大幕上演映。楚文化的陶泽，给这个荆南古邑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益阳城市周边的邓石桥、新桥河等地就已形成了村落。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益阳资江南岸的赫山庙、羊舞岭、笔架山等地，聚居的村落已相当密集。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资江北岸的李昌港一带出现了楚人规模颇大的军事驻地。在资江南岸的陆贾山、营棚山等地，一些富有的上层阶级兴建了不少的堂宇或大事殡葬于斯。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益阳城市周边发掘了2600余座春秋战国以前的墓葬，不管是平民墓还是普通兵士墓，它们都充分表明，无论远古的土著古越人还是西周时涉江南征的楚国人，大量人口曾在益阳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生活着。一条条道路，不过是记录了他们在此生存的轨迹而已。

益阳的文明，在楚文化影响之下能够被光明正大展示给世人的，当属穿越在平坦而广阔的洞庭湖原野上的驿道。

驿道始于秦汉时期，源于驰道，是古代道路交通的主要途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筑驰道，《汉书·贾山传》称“东穷齐燕，南极吴楚”。秦汉开疆，为“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多取道益阳。据《益阳市交通志》记载，当时从秦都咸阳经益阳通往百粤的官路，大致为“咸阳(长安)——南阳——襄阳——江陵——武陵(常德)——益阳——长沙——零陵——百粤(今两广)”。

这是一条从帝国心脏出发长达数千里的交通大动脉。不难发现，这一条官道，正是历史上楚国人南征的路径。当年，楚人就是从楚都纪南城涉江，进入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然后长驱直下，征服了沅水下游的巴人和益阳的土著越人，将武陵蛮的生存空间挤压在资、沅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再横穿南洞庭湖平原，占领长沙，然后挥戈南指，据零陵而直抵南岭。在益阳，他们留下了李昌港爱屋湾军事驻地和铁铺岭战国故城。

可是，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楚人浴血奋战开辟的城邑和据点，被秦国的车马碾压成泥；楚国自强不息的悲壮历史，灰飞烟灭在始皇帝的深坑火影中，然后被儒家文化的如掾巨笔一笔勾销。——唯有朝天的坦途尚在，留下楚国为数不多的文明标记。

益阳秦初置县，辖属于治所在沅陵的黔中郡(一度隶属于洞庭郡)。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说明秦时益阳与黔中郡的迁陵有邮路相通。道理很简单，地势平坦的益阳是楚人最早开发洞庭湖周边的节点和通道，秦不过延续历史旧制罢了。《史记·陆贾列传》记载，西汉初，“以客高祖定天下”的大中大夫陆贾曾两度途经益阳，出使南越“说尉佗称臣”。这位楚国人驿驻于铁铺岭，地以人名，相传至今。到汉代，这条封建帝王御用的驰道，就转化为“驿骑驰递，行旅传舍”的驿道。驿道的形成不仅是古代道路发展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且给益阳的社会文明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据《益阳县志》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略定湘南诸地后，遣诸葛亮至益，“调赋税以充军实”。以上事实说明，如果益阳没有发达的通道，秦时不可能与湘西的迁陵有日常事务交往的邮路连接；汉初陆贾出使南粤，如果没有驿路抵达，他决然不会在城郊的驿站停留数日；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完全倚仗于益阳发达的驿路运输来收缴和调集军饷，以保证驻守在汉寿亭内数千军马的粮草供应。

自秦汉到清代将近两千年，驿道基本历朝沿袭，代有增修。至清朝康乾年间，全国驿道网已臻完备。其构成大体分为三个层次：自京城通往各省的，称作“官路”；自省城通往各县城的，称作“大路”；自县城通往各地的，称作“小路”。全国官路有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干线，其直接通往湖南的是中路干线。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早已开拓形成，它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五条干线。其中以横贯益阳，从长沙通往贵州的大路，史称湘黔大道。此乃途径益阳最早、最大的驿道干线。

据《益阳交通志》记载，湘黔大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辰溪、怀化、芷江、晃县(今新晃)等地，全长612公里，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主要通道。

湘黔大道源于秦道。秦时益阳为黔中郡管辖，治所在沅陵，往西到属于夜郎国的湘西和贵州等地，益阳乃必经之地。汉承袭秦制，基本格局未变。经过历代的开拓和经营，这条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伤心”驿路逐渐完善。唐、宋以来，沿途设有驿站和铺递，唐代设舟马班驿道，站驻驿吏，宋代改驿站为铺递，以军卒代民役，驿吏改称铺司。从益阳与汉寿交界的牛鼻铺到与宁乡交界的青华铺，驿道在益阳境内约58里，沿线设驿站1所、铺递12所，路宽2——3米，驿骑驰递，不绝于途。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走马于湘黔大道，并在沧水驿题《菩萨蛮》一首。词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虽然有人说沧水驿在常德沧浪坪，也有说就是益阳的沧水铺，但在著名的湘黔大道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长亭连短亭”的描述，不仅说明驿铺的密集、建筑的规整，也间接告诉人们这条驿道的发达和繁荣。

明代于益阳县署西侧兴建桃花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知县江闿曾予重修。初始，岁编马80匹，清初改为63匹，册养排夫100名；嘉庆时仅有马14匹，马棚12间，排夫40名。随着明代驿道愈加完善，从益阳县城总铺出发，行走湘黔道上，不仅有超越古人的顿悟，还能饱览益阳的秀丽山川和清幽景色。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3年)状元、湖北天门人鲁铎由鄂来湘时，曾写下一首七言古诗《益阳道中》。诗中写道：“益阳南下山岹峣，益阳道旁风物饶。”首句写了一种错觉，因身处湖平区，地势低洼，所以感觉视线里的山丘显得很高大，接句为诗人对益阳驿道旁景物的赞美和夸饰，是一种由衷喜悦的情感流露。在今天看来，湘黔大道的“益阳道”不仅是一条人往车来的交通线，还是一条极富含金量的旅游风景线。

当然，除了湘黔大道，还有建于唐朝永泰元年(765年)的宝安益大路。它是湘黔大道一条非常重要的支线，与资水形成“水弓陆弦”之势，是古代沟通省内西南山区与东北湖区的通衢。据《新唐书·地理》记载：“都督翟灌自望浮驿开新道，经浮丘至湘乡。”望浮驿在今桃江县城关镇，浮丘即指桃江境内的浮邱山。宝安益大道北起益阳县城，西南至宝庆，中经桃江、安化，一路群山起伏，道路崎岖。历经数十代经营，在陡岗、山坳均建有茶亭，供行人饮茶、歇脚。最著名的为桃江浮邱山穿天坳的炼补亭，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设有茶亭和客栈，据说唐宋时，过往轿马行人日流量多达五百余人。路面铺有青石，宽约1.5米，由宝安益路会负责维护管理。路会置有路产和亭产，但经费多依靠公府和地方乡绅富户提供资助。安长大路是从省会长沙至安化梅城的驿道，也是湘黔大道从宁乡分岔的一条支线。湘黔大道的另一条支线是龙沅大路，它经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到沅江县城。

此外，出于积德行善和流芳百世，益阳民间自发捐资修建了大量的义路、义桥、义亭和义渡等公益设施。义路大都居于集镇头尾，或大道的要路，铺有砂砾或石板，置有路产“以备岁修”。县内的侍郎桥义路于同治七年(1868年)由苏氏族人“费钱四百余缗”修建，起于侍郎桥(今属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止于苏家坪，长达2.5公里。其碑刻《侍郎桥义路记》云：“昔之日，冬雪春雨泥滑滑；今之日，晨往霄征石粼粼。昔之日，失足而入坎窖；今之日，履道而恣笑颜。”义渡、义亭除摆渡的船只和建筑等硬件外，均另置有田土铺屋等产业，以供运转开销之需。义渡、义亭和义桥其实都是义路的一部分，和义路一样，一般勒石立碑，或彰表先人善心功德，或叙述修建缘由与经历，或告示规章制度，在提供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驿路文化。

无论是远古的秦道，还是之后不断演变的驿道，不管是横贯东西的湘黔大道，还是沟通南北的数条支线，特别是象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大湖之南的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民间大道，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修筑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之上，与山川相连，与江湖对接，是一种最亲切最真实的历史话语，至今人们都能读懂其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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