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清绝之地，才智之乡。屈原《离骚》，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先河，也掀开了湖南文学璨然篇章。嗣后，贾谊悲赋，阴铿吟诗，周敦颐爱莲，王船山立说，代有才人哭兮歌兮；谭嗣同喋血，陈天华蹈海，生命写历史，热血著文章。田汉、周扬、丁玲、叶紫、沈从文，一代文士，将五四新文学弘扬。时至新中国成立，秉湘人之禀气，周立波、莫应丰、韩少功、谭谈、唐浩明，群星灿烂，新作迭出，把湖南文学推向又一个辉煌。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随着历史长河的前移，逐渐形成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断冲突融会，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
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湖湘宗教：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湖湘民俗民风：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湖湘科学技术：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湖湘文化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敢为人先”。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在古代，湖南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古人云“深山大泽，实产龙蛇”，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既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间，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从屈原到欧阳询，到王船山、曾国藩，到黄兴、毛泽东，此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决不能低估了人文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故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潇湘之地，山环水绕，古往今来，人文荟萃，湖湘人物人才遍及三湘四水、大江南北，人才之盛，称誉天下。江河绵延，万古长流，在于不断地融汇百川的新流；文化传承，昌盛不衰，在于不断承旧开新的勇者。湖南历代人才，披精沥沙，承旧革新，塑造了湖湘人文精神之特质，引领了湖湘文化之发展，于中国文化与历史之进程中功不可没。远古神炎传说，创华夏之文明，彪炳史册；汨罗江畔，屈子沉吟，赋《九章》而作《离骚》，忠贞深厚之爱国情操激励后人，留楚辞文坛之圣地。东汉蔡伦，史称其才学，又造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有功于中夏文化升降之迹，泽被后世。唐之欧阳询与怀素，书法独辟蹊径，自成一家，成就楷书与草书之巅。宋之周敦颐，设濂溪书院，孔孟之绝学始继，是为宋明理学不祧之祖。胡安国、胡宏，一门两父子，承濂溪之学，融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合，卒开湖湘之学统。弟承师学，张轼主持岳麓书院，授徒讲学，集湖湘学派之大成。衡阳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蔚为一代宗师。明清湖湘文化一脉相传，至近代，骎骎昌盛，英才豪杰辈出，不同的人才群体，各领风骚数百年。
鸦片战争前后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主政事，倡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图强以自立，引领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之先。太平天国时期之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湘军人才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融合程朱理学之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之作风，勇当天下之责，声誉之大，功勋之著，成就晚清历史显赫之一页。维新变法时期之清朝光绪年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尽显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之英勇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锲而不舍之献身精神。辛亥革命前后之清朝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自强不息、坚忍不磨、不畏艰险，引领历史潮流之前进。五四运动后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缔造新中国，神州大地别开生面换新颜，成就中国不朽之业，历史功绩，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