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益阳明清民居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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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民居建筑文化源远流长。
据目前考古证实,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聚落,楚国时期还作为军事驻地纳入历史视野.由于益阳集纳湘资沅诸水,怀抱洞庭,毗邻长江,西接和长江以北楚国统治中心同步演进的洞庭湖西部澧阳平原,区位优势凸现,地位十分重要。
益阳早在秦代首批置县,俯仰云梦,威镇南楚,至今逾两千年,是湖湘大地为数不多的古老城池之一。
平坦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水源孕育了闪耀光芒的楚国民居文化。
但是,由于朝代嬗递,时间久远,加之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目前能够遗留下来可感知和触摸的,只有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
因此,了解益阳明清民居建筑对于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以及建设美好家园意义深刻。
庐陵填湖广——益阳民居的来由
要说益阳民居,不能不说说洪武移民。总的说来,明代益阳移民除安化梅山地区属于补充式移民外,其余基本上属于重建式移民.据《益阳县志》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江西吉安、吉水等地大批移民来益阳落户,时称“洪武落业”。吉安、吉水属于古代庐陵府,位于江西中部。庐陵人迁到益阳的原因除了元末湖南屡遭兵燹人口锐减以及明初朱元璋下令强制移民外,还因为庐陵自古是吴头楚尾,交通便利,经济富庶,文化发达,读书做官和经商的多,对外联系非常密切。庐陵府的安福、莲花在三国前曾隶属长沙郡,加之庐陵、吉安与湖南为界,两地交往十分频繁。因此在吉安一带至今还流传“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到湖南当老板”的说法。移民多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属于社会的中下阶层。移民具体数字不详,但据县志载:“宋以前旧族什不及一”,说明益阳在明清两朝有超过90%的人口为移民,与有关专家的推测一致。洪武移民填补了益阳民居长时间的空缺,极大影响了益阳民居文化的形成,对益阳民居起着奠基性的作用。比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到来影响民居的分布,家族化移民影响民居规模和类型,大规模重建式的移民对于民居建筑形制、规模、风格等产生巨大影响。
官帽形牌楼——明清移民的礼物
素有“江南望郡”的明代江西吉安一带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荟萃,文风鼎盛。从唐宋至明清,吉安先后出了2823位进士,雄居全国之冠,仅明代就出进士993位,有“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美誉。这种重视耕读的文化传统在人文建筑特别是民居建筑得到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顶官帽成了读书人崇拜的图腾。对个人而言可以步履青云,尽享荣华富贵,对家族而言可以光宗耀祖,万代流芳,因而朝帽形制的牌楼出现在了民居建筑之中。工字形的两个朱红大廊柱,若是功名府第,斗拱之上托起庄严威仪的官帽,天庭饱满开阔,额上授匾,匾上多有名家蘸墨挥毫,展角伸开高高向上翘起,无论是官宦之家还是家族宗祠,都以官帽形制为尊荣。
随着移民的涌入,彰显科举功名和家族门第等级的官帽形牌楼也带到了益阳,但民居斗拱形制很少采用。遗憾的是保存至今完好无损的明代民居建筑已难觅踪影,不过,我们通过一些带有民居特点的人文建筑能够加以推定。据统计,目前我市安化尚存明清风雨桥62座,虽然不是典型意义的民居建筑,但这些廊桥都建有桥屋,桥屋除了增加了桥拱的压力,防护风雨外,还有供人住宿的功能,可以看成衍生的民居。透过这些建筑,我们可以还原民居历史的真实。
以永锡桥为例,位于洞市乡始建于清光绪年间(1876年4月)横跨麻溪的永锡桥是安化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木构风雨廊桥。该桥桥长83米,高13米,宽4.2米,有石墩5个,木桥亭34间,桥墩为纯一色巨石累砌而成,石墩之上为巨大鹊木横卧其上,鹊木上便是由三十九扇木屋互连而成的主体廊桥。屋面盖瓦,以蔽风雨。桥的两头则飞檐翘角,画栋雕梁,与文官朝帽形状类似,在田野乡间十分醒目、显赫。又如思游风雨桥则是武官样式,头顶红缨盔,双肩披铠甲,外形古朴而庄重。而梅城一带的民居牌楼虽然形似官帽,但帽檐弧度很大,弯成了牛角形状,更多地体现梅山文化的地域特色。因此较少使用斗拱的官帽形牌楼在益阳民居牌楼体式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宗祠——益阳民居的亮点
宗法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宗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祠堂用途非常复杂。可以供奉和祭祀祖先,可以为家族公共活动场所,可以进行社交聚会,可以作为封建道德的法庭干预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有的宗祠还附设学校。明代江西吉安一带,宗法观念特别浓厚,十分讲究家族的血缘纯正、家族完整和谱系清晰。加之官宦和商贾闻名天下,所以以宗祠为核心的民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规模宏大,形制多样,功能完善。体现在祠堂建筑普遍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祠堂往往更加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家族光宗耀祖的象征。
受明清移民儒家宗法观念的渗透和影响,宗祠在益阳民居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益阳民居的一个亮点。据《益阳县志》载:清代、民国时期,县境居民住宅,丘岗区与湖平区多聚族而居,房屋联成一片,称之为“湾”或“村”。益阳百姓“聚族而居”的居住方式主要表现在民居以宗祠为中心进行组织布局,宗祠的数量多,规格较高,因而成为明清益阳民居主要类型。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
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的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有自己的家庙。如桃江武潭梅林村的施粥堂,就是宗宅合一的民居建筑,为洪桥周氏的一房所修建。三合院布局的木结构民居建于康乾年间,坐东北朝西南,正屋左右两侧横屋对称分布,横屋与正屋交界有廊道通向两边的庭院以及各种用途的杂屋,围墙或依山就势或用砖石砌成,远远望去,从宽阔的大门穿过中央鹅卵石拼成人字形的地坪通往堂屋的一条青石板大道成为这所民居的对称线,规划整饬,气势恢弘,在益阳一里偏僻的乡间实属难得一见,尽管目前只剩下老屋的数间吊脚楼。
又如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描写山乡宗祠:大门顶上的墙上,无名的装饰艺术家用五彩的瓷片镶了四个楷书的大字:“盛氏宗祠”。字的两旁,上下排列一些泥塑的古装的武将和文人,文带纱帽,武披甲胄。所有这些人物的身上尽都涂着经雨不褪的油彩。屋的两端,高高的风火墙粉得雪白,角翘翘地耸立在空间,衬着后面山里的青松和翠竹,雪白的墙垛显得非常地耀眼。作家笔下的祠堂,门前有池塘和草坪,大麻石基座上有前清旗杆子。过道上有戏台,戏台前面是麻石铺成的天井,越过天井,对着戏台,是高敞结实的享堂。仔细阅读小说,可以很容易看出,在山乡,最好的房子是宗祠。
又由于宗祠多为外墙青砖屋顶灰瓦的土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房屋以泥木结构为主,黄土筑墙或泥砖砌墙,房间数量多,防火任务重,往往采用马头封火墙风格。同江西吉安民居马头墙一样,骑瓦高高刺向天空,比传统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夸张不少,似乎显得更加气派威严,这不仅与周立波笔下“盛氏宗祠”有关风火墙表述一致,还在尚存的建于清代中期的安化湛溪的杨氏宗祠得到实证。
益阳宗祠的兴盛原因很多,首先与明清移民家族化有关,形成了“聚族而迁,聚族而建,聚族而居”的格局;其次由于明嘉靖年间允许私人修宗祠,宗祠和家庙呈井喷状态出现;再次与明清东阳明居流行有关,东阳民居使明代理学思想和宗法意识在民居建筑上得到贯彻。因此,我们不妨推断,聚族而居的益阳百姓往往选择宗宅合一的民居模式,马头风火墙得到广泛运用,在建筑文化不是很发达的益阳,宗祠建筑是民居的一个亮点。
风水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
风水观念在中国历史久远,深入人心。自战国末年起,“风水”说开始对建造住宅从选地布局到房屋朝向、尺寸等产生影响。在明清两朝,益阳移民的迁出地江西吉安一带特别讲究风水,追求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以宋代欧阳修的后裔聚居地吉安钓源村为例,这个明清鼎盛时期拥有1300多户60余家店铺近万人口的村庄由渭溪和庄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条呈东西走向、上植1.8万余株古樟、形肖道家太极图中分线的“S”形山脉将渭溪和庄山分置两边。拥有钓源村七成以上古建筑的庄山村,中有东高西低十余口池塘一字相连,北有对门山横陈,使庄山村以两山夹一水,形成了传统八卦中的“离卦”。无论从房屋布局,还是广植的芬芳樟树,无论从经典的南北朝向,还是民居外的池塘,都充分说明这里的民居特别重视风水,追求人居环境的天人合一。
随着明清大批移民到来,益阳百姓的风水观念得以加强。新编益阳县志记载:农村住宅朝向多正南或偏南,屋前为地坪,作晒场用,屋后为菜圃,宅周植屋场树遮阴。显然益阳人不如江西本土那样讲求风水的规模,比如让规模庞大的民居建筑群服从于阴阳八卦等风水的需要,但从朝向到屋场树的栽植都体现益阳民居质朴的风水追求。
在我市的安化江南镇高城一带,民居依山傍水或依山就势 ,环绕民居的山岭被称之为关山。关山是当地的“守护山”,“管风水”。据说,在安化山中的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的“关山”。村民对此极其敬畏。这种敬畏在高城尤甚,这使得此地的“关山树”从未被砍伐。现在这里被安化林业局正式挂牌保护的200年左右的古树,就有15棵。100多年的树则有一两百棵。
当然,益阳民居也追求水的灵气,比如建于乾隆35年距今近200年周立波故居前就修有水塘点缀。不过,对于历史上长期屡遭洪水侵袭的益阳湖区,民居却对水更多的是恐惧与担忧,因此,对池塘的崇尚势必大打折扣。
同吉安一带追求“歪门斜道”式的房屋和街巷的建筑布局一样,益阳古城的一些街巷总是否定棋盘式的方直形制,小巷逼仄而稍有弯曲,粗犷的麻石替代了青石板,吉安民居十分讲究的红石门楣到了益阳民居中就变成了麻石或青石的各种石库门。比如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安化江南贺家祠堂,其门楣上刻有精美的石雕和一些彩绘,据说毁于文革时期,已被弃用的祠堂还有青石雕刻的龙纹残迹。至于江西民居的枋台雀椿、藻井漏窗,或雕成寓意吉祥如意的奔鹿、麒麟、走象,或镂刻成寓意富贵长寿的梅、兰、菊,都不同程度的在益阳民居建筑中寻找得到,体现了祈福求祥的人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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