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的行船经商文化

乐在银城

益阳地处洞庭湖，是湖南正北的一座城市，也是湘西北到省城长沙的必经之路。但，今天的益阳在湖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状况呢？这里，除了官方的综合统计数据外，我们主要以外地人看益阳的眼光来讲，张家界、常德市的人是这样说的；六十年代住一晚，七十年代吃顿饭，八十年代喝碗茶，九十年代撒刨尿，二千年后放个屁。

也就是说，随着公路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益阳已处在了一个过路小镇的位置。但是，曾经在水路运输为主的文化时代，益阳曾有过国内城市少有的辉煌，具体来讲，曾创下过湖湘文化之首。

益阳有两个今天听来习以为常、但过去却有违江湖大忌、外地人听了还以为益阳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地名：大码头和大渡口。

其实，益阳人即使再狂妄，也应该知道长江黄河等大口岸城市没有一个敢用大码头、大渡口这种自标老大的地名的，小小的益阳与资江，这种江河老大的地名，实则是外地人对益阳的恭维，而益阳对此地名的“授封”也当之无愧!

原由起自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物流，那时自然是以水运为主。益阳的资江也和国内的其他河流一样，迎来了运输的黄金时期。按理说，益阳的资水和湖南的另三条河流比较起来，并没有特殊的优势，充其量也就是排在老二；湘、资、沅、澧。并且，主要是以水清而得名位(湘水最宽、资水最清、沅水最长、澧水最陡)，这并不是可称大码头的原因。原因就是益阳资江的下游，大概还是明朝永乐年间，洞庭湖上游的长江南岸决堤，在洞庭湖的西边冲开三个口子，长江水自西洞庭、南洞庭，再东洞庭复入长江归大海。但也就这么一个流程，资江的下游正是南洞庭，便被冲成像济公的扇子一样，河湖港汊，百孔千疮。于是，原本顺流入南洞庭，东洞庭，下长江的资水，也就在一片河湖港汊中找不到主航道了。本来，这种自然的流向，对传统的小农经济来讲，也没什么不方便，反正自给自足，即使流通，十吨以下的小船航行也不受影响，可鸦片战争激发起来的却是工业经济，是扩大再生产，没有固定的主航道搞运输，显然是不适应的。

故事也就发生在这里，偏偏益阳有那么几个观念现代，吃苦受磨的人就探查到了一条通往长江的航道，也就是这点发现和航行经验，从此，便启动了益阳成为“大码头”的巨大商机。

那时，资江上中游的两岸，有着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煤炭、矿石、木材，兽皮药材等，这些都是下游十分需要的商品，但为了降低成本，必须使用大船顺流而下才合算，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道理。资江上游的邵阳(那时称宝庆)新化和安化(那时称洞蛮和梅蛮)的人，都是以吃苦拌蛮著称，他们从不信邪，于是，组织了几十甚至上百吨的货船，浩浩荡荡闯洞庭入长江。可是，几个月过去后，这些浩浩荡荡闯洞庭入长江的勇汉却没见几个发财回来，不是船陷进了河湖港汊找不到出路，最后弃船跑人而归，就是船毁人亡血本无归。山里汉子，凭着一身蛮劲和满腔豪气，看样子是闯不出这河湖港汊的洞庭湖的。

在这财富之门的门槛下，那几个有现代观念且视途的益阳人，他们分别姓崔、蔡、熊、向不等，于是，便在益阳的千家洲，青龙洲，萝卜洲办下三个收购点和加工厂，专收上游运来的那些煤炭，矿石、木材和药材等，然后加工成更大的毛板船（一种不经刨光油漆的白坯船，卸货后，船撤开就是上等木材）。就是这种生产加工法，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货也越运越多，大的毛板船已超过200吨位，那时，这种满载而下的毛板船运到湖北汉口，看得汉口人目瞪口呆，那些码头工人更是喜饱了，有好一向事做（一段时间有事情做的意思），赞不绝口；“这就是大码头的大船到了!”

从此，“大码头”便正式成了益阳的地名。

当然，大码头的船队源源下，自然是财富滚滚来，几十年下来，不由得大码头一带的人不暴富，不但修成了益阳市十五里路长的麻石街，而且，这三大加工基地也在旁边修建了象征益阳面貌的三个有气派的码头，分别是大码头、石码头、向家码头。而这三个加工生产基地的老板员工们，也因此建成了三个较大规模的生活居住群落，这就是头堡、二堡和三堡。这三个居住堡的形成，等于平白给益阳这块地面上新增了几万人口的新鲜血液，益阳古镇的原闹市中心是在下游十里外的南门口，由于“大码头”的形成，不但商业闹市中心西移，而且也使两地连成一条长街，下游南门口的闹市区也相得益彰，形成了一条长达十五华里的繁华商业长街。那时，听老人们讲：从三堡到贺家桥近十里的街道，落雨上街，可以不打伞和穿油鞋，因整洁不积水的麻石路面无泥又无尘，而延伸得很宽的铺面屋檐遮风又挡雨。至于充实在街道两边的商业铺面：衣、食、住、行、玩、乐，无所不有，并且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像吃的十大品牌，玩的十大景点，至今还在老人们口里回味赞美！

这种因河流运输带来的“大码头”繁华景象，自然也触动了上游的商贾和能人志士，如上游的宝庆(邵阳)，新化安化，他们纷纷来益阳学习模仿，也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实力，把他们的城镇建设规划和益阳相仿。据老人们讲，解放初期，邵阳城就是第二个益阳，只是规模气势小些罢了，至于新化和安化两县，那气势规模就更小了，但模式却是典型的益阳风格，因此，益阳在上游人的眼里，简直就是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从十九世纪末就流传着一种说法：铁打的宝庆，银铸的益阳，至于当时的省城嘛，则是纸糊的长沙。

益阳的“银城”也是因此而得名!

鸦片战争以后，带来了中国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而益阳就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依仗自然资源和地理的优势，出足了风头，建成了二十世纪初、国内内地少有的文明城市。一条资江，一条十五里长的麻石街，在益阳人的经营下变成了财富流淌的风水宝地，自然，益阳人也把湖湘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时益阳人的文化，包括唱戏，说话和做作都代表了湖湘文化的最高水平和潮流。比如，益阳人说谁脑子不灵泛，就说“有点宝气”，就是益阳人对邵阳人(宝庆)的戏谑，至于说谁手脚不灵活，就说“拌蛮”，也是拿新化和安化人的戏比。再至于说“不要紧”，“小意思 ”，益阳人说的则是“细瓦得”，这就是大码头毛板船加工长学安化人称锯下来的木版边料，细，即是“小”，瓦，自然是边料瓦皮，即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在今天，这些语言还在主导着湖南人表达情感相互交流。

至于益阳表现湖湘特色的草台子花鼓戏，那更是在湖南有领先的潮流地位，益阳的草台子花鼓与外地的不同，就是突出湖精水怪，如，蚌壳，龙，鲤鱼，螃蟹，乌龟，荷花仙子，采莲姑娘，彩龙船，当然，最有气势的要算“虾子起弓”了，大的虾子起弓需要上百人才玩得动，所谓“虾须”，就是一根根大南竹，虾子起弓，就是把一根根大南竹竖起来，高达十多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说明国泰民安，当地政府曾号召大闹元宵，就有人把这绝迹几十年的“虾子起弓”请了出来，老辈益阳人以为可以一饱眼福，可是，现代社会哪里还有这虾子起弓的空间，马路上到处都是电线，电话线，空中就象织网一样，虾子半步都不能动，只好跑到乡下去过了几把虾子起弓的干瘾，但没看的人，气氛也就大打折扣了。

把湖湘文化推向高度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江湖文化，具体讲，就是一些行业规矩，你比如就拿木匠这个手艺来讲吧，可分为；大木(做房子和棺材、船只等)，小木(家具农具)，圆木(盆，桶之类)，挖木(碗瓢之类)，再就是锯匠，按传统的分等级，在一个桌上吃饭，锯匠是要坐最下席的，因从技术难度和进入内房的资格最低，依次是大木，小木，挖木，圆木。但从大码头的毛板船加工以后，这个等级顺序来了一个大的改变，依次是锯匠(益阳人称盖匠)、大木、圆木、挖木、小木，因是以送到汉口口岸的要求为标准了，锯匠理所当然的坐上席。这个不成文的规矩，直到目前木工行业中还在习惯的遵从。而这个规矩，竟起自于“大码头”的毛板船加工厂!

再至于其它的行业，比如前面提到的益阳十大吃食品牌，如；苏楚江的甜酒、盛光保的米粉、乾元宫的盐烧饼、三圣殿的锭子糕、三益街的糯米汤圆、鹅羊池的葱油碗糕、王栖桥的五爪饼、东门口的金果坨、南门口的擂茶、卜复兴的粉糕以及满街都掌握技术的烧红薯等，这些，都有一套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行业标准，正因为这种文化的底蕴，百多年过去了，以至这些品牌目前还在湖南各地盛行保留。现在许多地方的风味小吃，如果真正寻踪找源的话，它的正宗还是起源于益阳的十五里麻石街呢!

但益阳对湖湘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它的主文化——行船经商文化。

其实，益阳人自己清楚，大码头的由来，益阳的兴起，既不是靠经商的特长，也不是靠加工毛板船的技艺，而是仅凭一点视途和行船经验以及把这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聪明头脑。而这三者中，视途行船却是这之中最关键的，益阳人自己也非常看重这一点。

像许多传统文化一样，已掌握并看重的东西就要把它神秘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尊奉一个祖师爷，这是中国许多行业都行使的老套路，那么，行船经商、加工毛板船这个新型行业的祖师爷是谁呢？按理说，益阳人是应该知道郑和的，但大概嫌他是个阉官，再者，郑和航的是海，而大码头航的是河、湖、江，民奉官也是江湖行业的一忌，于是，益阳人决定不提他。

但到底供奉谁最合适呢？因这个新兴行业至少有两点和别的行业不同：

1.要有足够的神秘感，它除了一般行业的神秘之外，还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商业秘密。

2.航行的风险性，俗话说，行船三分险，况这是千里水路，途径河湖江，狂风险浪，稍有不慎便会船毁人亡，因此，每一次毛板船起航前，老板和船员都要举行隆重而又神秘的起航仪式，大有生离死别的味道。仪式多在“水府庙”由祭师主持，供奉吴国水军都督丁奉，故又称“将军庙”，大致分三个程序：（1）焚香祷告神灵，读祭文，许愿还愿。（2）杀鸡喝鸡血告别酒，亲人间彼此嘱咐祝愿。（3）船员们每个人都由祭师驱邪画符，并贴身带上保平安的符咒。

但这个时期供奉的祖师爷却是乱七八糟的，有太上老君，南海观音、杨泗爷(杨幺)、关帝爷、南岳大帝、洞庭王爷、天后娘娘、吕洞宾等等，有佛有道，不伦不类，似乎都与水有点关系。但这其中有两个神灵却是外地没有的，一个是潘子良，他是鱼贩子出生，好象和行船有点关系。另一个则是浮邱子，这除了他是本地炼丹仙人外(现桃江的浮邱山即以他命名，那时的桃江即益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浮”字的缘故了，行水路最要紧的就是要“浮”。可是，以上诸神似乎与这个行业关系又都不大密切，每次祭祀都有点病急乱求医，临时抱佛脚的味道。

创出了大码头辉煌的益阳人，居然在几十年之内找不到适合自己行业的祖师爷!这可能是现代物资文明和传统精神文明难以找到融合点的一个例证。

但益阳人的聪明终究还是打造出了行船运输的祖师爷——魏公。

魏公是上游宝庆(邵阳)的一个排古佬，到底是姓魏还是以后尊封的姓魏，现已无法考证，但这却是江湖上一个流传面域很广的故事。

传说同治年间，魏公从宝庆驾排下来，路经益阳码头时，居然不停下来交货给加工厂，而是闯关直销到汉口码头去。针对这种闯关行为，益阳加工厂的老板们岂能容忍?开此先例，益阳的生意怎么做?于是，加工厂主持祭祀的祭师便在岸边作法，用扁担在江边一插，那排便在江心钉死走不动了。那驾排的排古佬一看，便知是岸边有人作法，于是，也作法运起轻功跳到祭师身前，在他的肩上轻轻的拍了七下，说；“佩服了”!这祭师马上感到中招了，忙跑回去对妻子说：“我今天碰到了高手，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你把我在蒸笼里蒸七七四十九天，不然，我这七颗铜钉不得出来”。

他妻子遵命照办，可是当他蒸到四十八天时，心想；哪有活人能蒸四十多天的?只怕骨头都化了，揭开来看看。谁知她一揭开，祭师还好好的活着，而肩上的铜钉也冒出了寸许。祭师这时只得仰天长叹；“天命如此，罢了罢了!我死后，你就把我葬在江边，拿床篾席子，哭一声，拆一匹篾下来”。

他妻子果真又照办，哭一声，拆一匹篾，而那江心魏公的排也就一根根的被拆散，眼看一张排快拆完，谁知祭师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还剩巴掌大一块时，把那席子望江中一扔，魏公也就因最后的五根木头而获救，跑上岸来，煮了罐稀饭，望那祭师的坟头一泼，顿时，那坟头便长满了白蛆，祭师化为污泥。

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更比一山高。

但魏公也由于本钱尽失，从此也就只得留在益阳了。

但魏公成神，则是魏公死后的事情，魏公生前益阳人还是不看好他，尽管他法术高强，可他斗死了益阳的法师，益阳人不势利眼，魏公生前只得过着流浪的日子。

终于有一天，有人在江边发现一具发臭的死男尸，马上报告给县太爷，县太爷到江边一看，看到的却是一具散发着香气的女尸，于是责怪报告人说：男女都不分!报告人也感到奇怪，上前到死尸的裤裆里一摸，果真什么也没有。这时，旁边的人才解释：这具尸体发现十多天了，香三天，臭三天，时男时女。

这，就是宝庆排古佬魏公。从此，益阳也流传着一句歇后语；魏公菩萨的卵——阴消哒!

于是，魏公成了益阳航运业几十年寻找的神，这个新兴行业的祖师爷。

一座颇具规模的魏公庙便在三堡和大码头的闹市之间、将军庙的附近拔地而起，这是巫、神话和现实有机而完美的结合。

从此，魏公庙里香火不断，而祭拜的人却是清一色的与行船有关的船员和家属，祭拜仪式也比先前简化多了，不需要祭师，因再有本事的祭师也败给了魏公。祭拜者只需点上香烛，买一只鸡，提一瓶酒，把鸡杀了，血放在魏公菩萨的祭槽里面，然后再倒上一杯酒，鸡酒提回去上船吃，祭拜仪式就告结束。

传说，魏公庙香火旺盛时，一天杀得上五六十只鸡，而这些祭拜者有一半是资江上游新宁、武冈、隆回、邵阳、新化的船客，他们船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鸡酒祭拜魏公。但流传得更神的是：尽管六月天，这些流淌的鸡血既不臭，也不招蚊虫，原因是魏公菩萨灵气大，谁敢乱动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血里倒了那杯酒的缘故。

我们从这个近巫似神话的故事中，不难发现益阳人的聪明机灵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树一个最大竞争对手的人为神，不但避免了矛盾冲突，稳住了现有的经营地位，而且要对方对你五体投地，称赞你益阳人胸怀博大，益阳人失去了什么?不过一个祭师的虚名，而赢得的却是上游流下来的滚滚财富。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但，这种奠定益阳基础，使益阳成为一个中等市的经商航运文化还是衰落了!

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此，益阳人好象从来没有认真、系统的总结过。从表面上来看，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日本人的侵略，因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长江的中下游已被日本人占领，再运货物下去等于资助敌人，益阳人是有民族气节的，于是便停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码头的老板们以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辉煌了，于是，又轰轰烈烈组织起了运输，但重新组织起来的生意主要是与军队和政府做，利润远不及原先，况且，由于要暗中给大量的回扣，弄得内部也产生了猜疑，更加上48年一条送九江的船，回来时船员多半被抓了壮丁，于是，抗战胜利后重新启动的经商航运又被停顿了下来。

直到49年解放，按理说，这时下游的城市建设是最需要这些紧俏物资的，但由于上游的兵匪之患，货源却造成了枯竭的势态，好不容易组织齐了货船，但老板们心理却犯嘀咕，因到处都在土改斗地主，他们是一些比土地主有钱和风光得多的老板，结果下场如何？

因此，心思也不可能在经营管理上，只是表面的应付维持，自然，这种风光的经商航运业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昔日规模体制、繁荣向上的“大码头”气象也就风光不再了!

其实，真正衰落的主要原因还是悄然兴起的公路运输文化。益阳是南方通公路比较早的一个城市，原因是南京政府迁都重庆时就在这里修了一条简易的公路，也就是现在319国道的雏形，这以后，公路文化越来越发达，而航运业也就越来越萎缩，于是，这个曾给益阳人带来荣耀和辉煌达一个世纪的经商航运业衰落了!

和中国任何文化一样，这个辉煌近一个世纪的经商运输文化留给益阳人一些什么沉淀呢?也就是说，这种辉煌文化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阴影和后遗症呢?这个问题，我前面说过，益阳人好象从来没有认真、系统的总结过。这，确实是益阳人今天应该沉思，面对总结的问题。

其实，就在大码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益阳人(老益阳)就因沾沾自喜而给后来埋下隐患。比如，他们瞧上游的人不起，这些“宝”、“拌蛮”，等发明的名词就是对宝庆新化人的轻侮用词，而对下游的人也瞧不起，如对沅江的人就称“拐子”(起因是指小船可以任意拐进河湖港汊、有嘲笑的含义)，称南县人则叫“片子”(实为骗子，起因是南县地处一片水泽洼地之中)，自以为只有益阳人就最聪明，人品也最正直。这种瞧人不起，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区域心态，本身就犯了做社会人立足的根本错误，注定了日后必败的隐患。

然而，这种衰落了的自然经济现象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得到了一次人为的拯救，公私合营，组成了一个比一般县市要大的航运公司，而大码头也因原有的人文基础，成了当时益阳专区的一个县级市，并且，是市区的中心闹市。

大码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区域心态得到了正式的确定，都是吃国家粮的市民，即“街上人”，自然，那些曾经瞧不起的上下流域都是县民和“乡下人”。这种因码头辉煌文化流下的自大心态再一次得到了肯定，他们似乎更有理由瞧不起乡下人了。在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享尽了国家政策向城市经济倾斜的优越性，户口本，粮本以及各种代表“街上人”身份的票证，使他们的自大心态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尽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相当紧张，但比起“乡下人”来，他们的日子还是有保障得多，他们“天生”是社会的上等人嘛!

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经济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时，周边县市的人都行动起来了，惟独这个曾创造过益阳辉煌的大码头人却一蹶不振，子孙们再也拿不出当年祖先们那种机灵聪明和敢于探险的干劲，以老大码头为基业的航运公司，更是四分五列，几十条机帆船不是承包就是变卖到外地，再不就是改辙它用。在周围都大搞建设发财的大环境里，这里的经济环境却每况日下，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闹市中心的大码头百货大楼，这时成了堆放乱七八糟杂物的仓库，那些没有现代气息、长年失修的低小门面，要么门可罗雀，要么就是一片麻将声，麻将打得特别小，一毛两毛一输赢，如果半天输赢上得三元钱，就准备听吵架了。昔日“大码头”的豪华气派和体面风光已彻底荡然无存，二十一世纪后，这里已成为资阳区的“重灾区”，低保、下岗、救济、生意冷淡、请愿告状、到政府去要饭吃、偷电、吃滴水是这里常谈的话题......

这种巨大的炎凉变迁，我们是否能从中发现某种人生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

其实，这种以经商航运兴起的“大码头”文化，辉煌灿烂了近一个世纪，已是占尽了天势地利，这种文化的基础，说穿了，原本就有很大的投机取巧，小聪明的成分，知识、科技的成分均不够量，而这种文化成功兴起之后，大码头人却又忽视了基础的补拙和夯实，如十五里长的麻石街里，有九宫十八庙，成千上万的铺面和娱乐场所，却没有一所上等级有规模的学校，倒是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们看出了这种文化缺陷，于是，在十里开外的河对面修建了第一所中学——信义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一中。

教育的的缺位，导致了成功者的狂妄自大和居民的愚昧无知，也导致了这种文化没落的必然结局。

大码头文化衰落了，也许这其中还有某些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比如，老城区的淘汰和自然的老化，但我们是否重视过一种文化的建设完善和改革更新?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要多想和要做的事情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可说是益阳大码头经商水运文化的辉煌顶峰时期，大码头人的骄傲自然也跟着到了顶峰的极限，他们除了上下游的人看不起之外，甚至连南北的人都瞧不起了，有一句口头语流传下来：“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恩呀做牛叫”，就是明显的瞧不起这些比益阳名气大的城县，至于本来就比益阳小的县区，那更是有些藐视了，比如一说到宁乡人就变着腔调戏谑；“唠叨安马抓牙子第(六度庵卖茶叶子的)。马哈猪子弟(卖黑猪子的)”。

形成这种骄傲的大码头人，后来竟连本地人都有些瞧不起了，比如在它下游约十里的南门口，这本是益阳上千年的城镇中心，但由于大码头经商水运文化的崛起，使本应顺流而下的城市中心却逆流而上返到了大码头，这纯是人气扭转的自然规律。因此，大码头人于是连老城镇中心的人都有些瞧不起了，据说那时农民到城市里来买大粪，在南门口买一车粪只出五文钱，而在大码头买则要出十文，理由是大码头的人吃肉食多，粪肥田些。大码头人在本地竟然也敢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大码头人的骄傲和居高临下却不敢瞧武汉人不起，理由除了武汉确实要比大码头富裕和大气之外，最主要的是大码头送下去的货都是土货和山货，而运回来的都是洋货和新奇货，货比货自然就有些底气不足。因此，大码头人再骄傲也只敢在湖南范围内作大，在武汉人面前便不得不谦虚谨慎，就连和武汉话同腔近音的常德安乡话、益阳人也不敢无来由的小瞧。

可事物的规律是，凡是瞧别人不来的人，最敏感和担心的就是怕别人也瞧自己不来。益阳人在武汉人面前就正是有这种敏感和担心，终究，还是和比大码头强的武汉人进行了一次“瞧不起与瞧得起”的碰撞。

清同治年间，大码头新崛起的酒厂富豪徐志潭，亲自用新买的洋船装一船“益阳小曲”到汉口去交货。那时，武汉由于地处国内交易中心，在中西货物交流频繁的时期，自然有着无比的做大优势，人一做大，规矩就多，因此，汉正街商号大老板们基本上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接待礼仪：即按货船的规模、洋土价值进行分等级接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下游如南京、上海、九江的洋船进行高规格接待，而对上游木帆船甚至更大规模的毛板船都是中低档规格接待的规矩。本来，这种带有势力眼等级的接待规矩三方都还认为合情理，上游人也无不好的看法，因上等的规格上游人也消受不起，比如，接待时鸣炮十九响，船上就必须相应鸣笛十九声答礼，木帆船没这设备，也就自认为不配，因此，一直相安无事。

可这次益阳的徐志潭老板开的是新洋船，所运的也是新工艺蒸馏的瓶装曲酒，属于工业品。而汉正街老板们仍然是上游船的规格级别予以上等接待，即没有鸣炮和铺红地毯。

就在接待的鼓乐声和献鲜花的过程中，徐志潭老板突然要船工鸣笛答礼，并给凡来参加迎接的人员都封五元大洋的红包。这一下，弄得汉正街的老板们傻眼了，只得赶紧鸣炮十九响补礼，欢迎礼炮倒成了答礼礼炮了。但红地毯是补铺不成了，因为贵客已经上了码头，只能口头致歉表示：“怠慢了贵客”。

可徐志潭老板偏偏得理不饶人，很豪爽的哈哈大笑说：“没关系，红地毯无非就是清洁卫生些罢了，这码头是还有些不太清洁，不过，我有办法”。于是，转头对他的船员们命令：“伙计们，把这船上等的益阳小曲都抬出来，就用酒里里外外给我把这码头洗刷干净”!

当酒香溢满整个汉口时，徐志潭老板便很居高临下的和汉正街的老板们谈笑起来，徐志潭老板的骄傲自豪和汉正街老板们的尴尬难堪自不必详细描述，就象汉正街的老板们的“势利眼”和“崇洋媚外”被徐志潭当场戳穿，并进行了一场无法招架的嘲笑一般。

自然，上游的船户们和码头工人们都认为是大长上游和内地人志气的事情，其赞赏支持态度也表露无遗，徐志潭也就在一洗之中成名，成了益阳和上游船客户的英雄和代表，从此，汉口码头也就有了一个别名：酒洗码头。并且，这个名称很快就盖过了原有的码头名称，因许多船户和码头工人都说，离这个码头几里外就能闻到酒香，

久而久之，“酒洗码头”便成了汉口码头的正式名称。

然而，汉口人毕竟是见过大风浪的，对这形成事实的名称变迁也并不忌讳，反而有吸取教训，引以为鉴的意味，酒洗码头就酒洗码头。不过，在正式成文时，却写成了“九喜码头”，音同字不同，这种改动，倒增加了皆大欢喜味道，从而也掩盖了那种夸豪斗富、尴尬难堪成因。

“酒洗码头”，这名称一直叫了半个多世纪，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才改为汉口第十四码头，并一直沿用至今。

可益阳的许多老船员在二十世纪末到武汉时，却还是称呼为“酒洗码头”，并说，还能闻到一股酒香，自然，这是心理的虚荣心起作用，什么酒能香一个多世纪呢？但益阳人却解释说：以后每来这个码头送货的益阳船客，都要在这个码头倒上一至两箱益阳小曲酒，这除了对酒洗码头的纪念外，更主要的这是一种无形的商业广告，因此，益阳小曲也在武汉畅销了半个多世纪，具体是不是这样，这倒无法考证了。

但益阳人从这故事中能想到些什么问题呢？是自豪感，荣誉感、赞赏的心态还是想到了更多更多？

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种传统文化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虚荣，这之中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可循，更没有科学的体系和次序的纹理，只有两个谁也说不清内涵的汉字：面子。这一点，大码头人算是把它演绎到了极限，并且，在今天还一直把它保留在血液之中，因为，他们到目前似乎还未认识到，这就是大码头文化衰落的致命原因，尽管这其中没有“恶”，还不乏其“善”和人性，但却缺乏知识的理性和数据的科学。

老子汉的故事讲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益阳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丽的城市，山青水秀，在湖南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可比，因谁也没有这样一条清澈见底资江，益阳的人文环境曾经也辉煌湖湘，纵向比起来，益阳的变化可说是翻天覆地，可横向比较呢?

再者，益阳的原风光似乎要比湘西的凤凰美丽得多，麻石街，传统建筑两层楼的黑瓦屋门面，传统的小吃和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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